喜欢《红与黑》,喜欢于连,却总也看不透于连这个人。
《红与黑》是19世纪法国乃至欧洲文学的一座丰碑。小说围绕主人公于连的个人奋斗及两次爱情经历的描写,揭示了复辟王朝时期的波澜的阶级大博斗,反映了政治黑暗、教会腐败,贵族反动和资产阶级利欲熏心的广阔生活画面。于连的两次爱情动机都是以爱情占有为出发点最终要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 通过于连这个文学形象,一方面描述了法国七月革命前夕在人民革命浪潮冲击下的贵族以及中小资产阶级的恐慌情绪;另一方面又塑造了一个出现于社会剧烈变革中的个人野心家的艺术形象,美化了资产阶级的生活观和幸福观。小说的结构严谨匀称,语言简洁流畅,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与环境紧密相连,善于揭示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思想感情的瞬间变化,以此来突出人的个性特征,这是本书最大的艺术特点。
于连的性格中有一种难以束缚的激情,有远远超乎常人的欲望,在于连的艰苦的自我剖析和自我约束中欲望和尊严是一对重要的矛盾。
于连将金钱看得很轻,以至于到市长家去当家庭教师首先关注的是身份问题,没有提钱的事情,于连拒绝了每一点有可能丧失尊严的馈赠(连德•瑞那夫人的也不例外)。德•瑞那市长几次迫不得已的提薪在金钱的数字上于连并不关切,他要的是胜利,是尊严的胜利。初见世面之后,到富凯家里去时于连拒绝了和富凯一同去经商的建议。小的时候于连选择单神父固然是因为“40岁的司铎,就有十万法郎的年俸;论收入,等于拿破仑名将的三倍。”但幼小的于连对十万法郎的威力也不甚了了,对小于连并没有实际上的意义。相反,权力名声和功业对于连来说却无比重要,甚至可以看成是于连•索黑尔之存在的证明。但实现欲望不是没有代价的,1830年的法国,并不是一个进取的社会。
于连的欲望和他的尊严紧紧联系在一起,于连出身贫困,又野心巨大,对于于连来说金钱,虚荣,名声和虚伪,无耻,平庸,骄矜是混杂在一起的,于连的欲望所指,在19世纪初的法国是一片巨大的渺茫,欲望的实现过程也是尊严的磨损的过程。事实上,于连正是以努力维持的尊严换来自己的飞黄腾达,于连不得不首先屈从于这个社会,就像他可以敏感的拒绝德•瑞那夫人的两件衬衣,却无法拒绝德•瑞那市长带有侮辱意味的100法郎。
于连可以混迹于上流社会,可以混到贵族的头衔,可以拥有金钱和爱情,但是于连无法选择自己的时代,无法让自己成为拿破仑,于连在慢慢向上爬的时候,自身的生命力也在慢慢地销蚀。如果可能,于连会成为拉穆尔家族的成员,成为军队要员或者某个地区的大主教,他拥有了玛娣儿特,有了身份背景金钱和家,没有死去的于连将把自己的野心和追求归向何方呢?于连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沾沾自喜的,他期待自己成为一名贵族了,他和死刑犯阿尔泰米拉伯爵大谈雅各宾派,谈丹东,可是于连决不会在这时代去当罗伯斯庇尔。于连自身的重要高于一切。
事实上,当于连给拉穆尔侯爵充当信使的时候,于连已经不是属于他的拿破仑的于连了,他对大众的民生和自由并不敏感(除非这自由是他个人成功的必要条件),送信的最大收获是结识了“可爱的”俄国贵族,而俄国贵族帮他最终赢得了玛娣儿特的心。当于连真的飞黄腾达了之后,于连一直维系的尊严不再是小资产者和平民的尊严了,很可能是贵族的尊严。在轻蔑中成长起来的于连,在成为“人物”之后,又会如何看待社会呢?
当然,于连说自己是应受打击的下等阶层的年轻人,“他们出身低微,厄于贫困,但有幸受到良好的教育,敢于混迹于阔佬号称上流社会的圈子里。”在情节大幅度跨越的高潮中,于连忠于了自己的尊严,甚至抛弃了生命,作为理想化的“一代青年的符号”完成了作者反抗平庸的意图,断绝了另一种可能。也正因为这样,《红与黑》才难以避免的拥有了澎湃的激情。《红与黑》就结局的几章来说,似乎留有作者操控的痕迹,不够“现实主义”。
于连的野心和热诚中缺少的是一种深厚的情感的积淀,缺少那种殉道者和革命者应有的浪漫幻想和人道主义精神,甚至缺少西方宗教中的基督精神,也没有原罪感。于连对自由主义史上的重要人物卢梭是颇为不敬的,于连喜欢的拿破仑是民主的也是专制的,拿破仑是个人主义的英雄楷模,他以铁蹄来在欧洲大陆推行资产阶级进步观念,而这种功利的推行去决不是为了某个抽象的自由和平等。于连生活在世俗的世界,他有巨大的野心,但这野心没有能够超越世俗的平面,因此只好指向巨大的虚空。于连是功利的,世俗的,不是理想的,超越的,于连的聪明才智没有贡献给抽象的人生哲学,而是落到了技术操作层面。于连的精神也是19世纪法国平民和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们推动革命,是出于功利的目的,也只有这一目的会自发的产生出无穷的动力。
于连成功了,也失败了。
这便是于连,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彭 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