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摆钟
半圆钟
“昼夜循环胜刻漏，绸缪宛转报时全。阴阳不改衷肠性，万里遥来二百年。”康熙皇帝的这一首咏物诗，表明了自鸣钟从欧洲舶来以后，就成为清代皇室最看重的奇珍异宝之一，也成为早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有力佐证。现在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钟表馆中，所藏钟表尚有1300多款。当中，源于法国的精美珐琅艺术钟是一大项。
近日，“仿宫廷珐琅艺术钟表展”在广州传统工艺美术中心举行。曾经在故宫博物院钟表馆浸润研究了两三年的上海钟表制作名家周项麦，带来了30座珐琅自鸣钟，既有仿故宫藏的珐琅钟经典款式，包括围屏钟、四明钟等；更有自主创新获奖无数的珐琅艺术钟表，特别是高达两米多、获得第二届中国钟表设计大赛银奖的锦绣珐琅落地钟，精妙绝伦，比起当年，无论实物高度还是技术高度，都可谓更“高”一筹。
借此机会，记者与周项麦、本次展览的策展人谭伟彬进行了深入交流，了解珐琅艺术钟的制作难度，以及自鸣钟与广州之间的渊源。
热整形解决形变问题 重现清宫珐琅钟之美
虽然获奖无数，作品也上过中央电视台、东方卫视等栏目，但本次展览却是年近80岁的周项麦第一次全面呈现他所带领团队的珐琅艺术钟表研制成果。在他的“根据地”上海，周项麦都不曾举办过个展。他的身上，闪烁的是一位老牌“理工男”淡泊名利、刻苦钻研的工匠精神。
早年大学毕业以后，周项麦进入上海原机械厂从事机床、轴承制造等工作。但在上世纪70年代末重转轻的浪潮下，机械厂摇身一变而为珐琅厂。“我们到北京取经学习，但上海的景泰蓝工艺跟北京珐琅厂比起来，始终是后辈。好在当时主管的局长很有眼光，认为工艺品实用化，才会有更长久的生命力。领会到这一精神后，我们就将珐琅彩与钟表、首饰等相结合，开发出实用性品种。”
由于珐琅彩是火的艺术，制胎、掐丝、点蓝、烧蓝，都要反复历经高温，而一烧制就会产生形变，钟表则是精密的机械构造，两者要严丝合缝地结合到一起，是特别难的。故北京珐琅厂一直很难开发珐琅钟表。而周项麦的厂子，集中了大批交大、浙大模具专业的毕业生，技术能力强，既懂冷加工，也懂热处理，最终设计出了热整形的模具，很好地解决珐琅彩反复烧制变形的问题，逐渐制造出精美的国产珐琅钟表。
后来，北京故宫博物院知道他们能做珐琅钟，馆藏的宝贝有什么问题，也会请他们过去帮忙指点维修。在周项麦退休以后，更是力邀他前往开发衍生品。“上世纪90年代中，我在北京待了两三年，就住在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景泰蓝泰斗张同禄的家里，每天到故宫的钟表馆里研究珐琅钟，并做了几个系列的高仿品。由于珐琅钟都是纯铜打造的，一般的座钟也有几十斤重。他们认为不适合按一比一比例做，要缩小。但体量太小，国内外都找不到合适的机械机芯，只能配电子机芯。外壳看起来很美，里面的机芯却不够好，所以有人说是绣花枕头，产品开发不算成功。”
从北京回到上海后，周项麦并没有放弃继续仿宫廷珐琅钟的研发工作。他采用了德国进口的赫姆勒原装机芯，对故宫藏代表性珐琅钟进行原样复原和改良。像这次带来的围屏钟，就是故宫珍藏款，旁边再放两个景泰蓝瓶子，寓意为“终身平安”。
而四明钟，原来故宫款的只有两根柱子，他将其改为四根柱子，侧面看起来弧线就更优美了，当然，难度系数也增加了。“主要在于玻璃的弯曲弧度要一样，不容易做好。”这件作品，后来获得了第三届海峡两岸钟表博览会“苏颂钟表文化最佳创意奖”。
造出落地珐琅大钟 填补空白技高前人
故宫珍藏的珐琅艺术钟中没有落地钟。因为那时候，即便是法国人，他们的技术能力也还达不到。一心要填补空白、开创先河的周项麦，和同事们在上世纪90年代末，就制造出了高达2.8米的“超级”珐琅落地钟，现在被中国景泰蓝艺术博物馆收藏。其珐琅装饰工艺，也正是由该博物馆的主管单位北京珐琅厂完成的。
“这个钟从设计到完成，用了三四年时间。解决形变问题仍然是重中之重。因为珐琅彩冷却以后，是不能动的，一动就会碎掉，始终都是要趁着刚刚出炉的时候，就用模具进行规范。”
这次带到广州的锦绣珐琅落地钟，高度低一些，为2.28米高，主要考虑家庭用。工艺难度上，则比之前又难一些。“因为钟本身很重，玻璃壁很薄，架子必须搭得很硬朗。我们将珐琅彩装饰变成插片，才能解决承重问题。珐琅彩又是会变形的，要让插片和柱子服服帖帖合到一起，就更难了。”
这件作品，外形和钟表结构是周项麦和同事一起设计的，花纹则是景泰蓝名家钟连盛设计的。钟摆上装饰了双凤，三个重锤也由珐琅彩装饰，釉色变化自然丰富、看起来典雅而华贵。“中间的重锤，走时就靠它，还有一个重锤主音乐功能，一个主打点功能。”因为太美了，成龙在周项麦的朋友家看到这一大制作后，也定制了两座。一座在钟面上，一座在钟摆上，装饰了他的标志性“龙”字。
除了落地大钟，周项麦又开发了圆顶建筑风格座钟，其特别之处，在于能看到齿轮转动；还有简洁而有趣的摇摆钟，能看到机芯一起摇动……所以，每一届的全国钟表大赛，周项麦总能捧回几个奖项，但踏实内敛的周项麦，此前却一直连个展都没举办过，以至于每年都要借钱补贴这项心爱的工作。“一到发工资，我就要借钱。以前借的还少些，现在开发的品种越多，流动资金就更缺了。”
所以，家里太太、后辈都非常反对他继续从事这项工作。一方面是经济压力不小，一方面，看着年近80岁高龄的他，每天都风雨无阻骑电动车两小时来回工厂，也很心疼。但周项麦跟太太和儿子说了：“这个也是我的孩子。能为国家的钟表事业填补空白，我很有成就感。”
正是这份诚意，使得他身边始终能聚集几位志同道合者，也深深打动了前往上海考察的谭伟彬。
几年前，张同禄到广州办展，当中有一座珐琅艺术钟，就让时为广东工艺美术珍品馆馆长的谭伟彬眼前一亮，问起来，张同禄告知这是和周项麦团队合作的，自此谭伟彬记在了心里。今年春节过后，谭伟彬自驾车到上海拜访周项麦，一看，更是被折服了，马上提议他到广州办展。“周老师做事精益求精，达到‘吹毛求疵’的境界，珐琅钟作坊并无数控设备，是极普通的车铣床之类，却做出精密度高的钟表零部件，我在他工坊里，忍不住拍了又拍。”谭伟彬道。
曾见证十三行繁华 广钟辉煌期待重现
同时，谭伟彬表示，办这样一个展览，也源于故宫藏自鸣钟与广州大有渊源，曾见证过十三行的繁华。“清代皇家钟表的来源，主要有三条途径：一是欧洲人进贡的，二是造办处自己做的钟表，三是广州师傅做的广作钟表。外国进贡的珐琅钟，都是通过十三行前往北京的。”
史料记载，西洋商人将钟表运到中国广东售卖始于康熙时期，到乾隆时，中西钟表贸易量骤然增多。而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两广总督、粤海关监督等累计进贡钟表达130件。这当中，既包括了欧洲来的钟表，也包括了广州工匠自己制作的钟表。“清代广州工匠效法西洋技术，结合我国民族艺术特色创制了盛行一时的透明珐琅，色彩艳丽，制作精细，曾大量在广州制造的钟表上运用。不过，这种独特的工艺品种，现在其历史却变得相当模糊，在广州既找不到作坊的遗迹，也找不到相关文献资料，更别说有传承人了。好在故宫所藏的清代广州钟表，能够为广珐琅提供最多最集中的研究样本。作为广州人，我很期待有一天也能为广作钟表筹办一个展览。”谭伟彬道。